战事一起，清政府起用袁某人指挥“剿抚”事宜，几天后更是任命其为内阁总理大臣。
袁氏其人，权谋机变，一时无对。
不提其它，仅是治军方式便为人称道：重视武器、重视义气，提防学生尤其是留学生的进入——有利于阻断新思想。
在袁世凯掌握之下的北洋新军，几无变故。
袁世凯，河南项城人，出生当天，恰逢其叔祖袁甲三家书寄达，言与捻军作战得胜。
袁父保中大喜，为其取名为“凯”，并按照家族“保世克家、企文绍武”的排行，名之曰“世凯”。
后来，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呼风唤雨的小儿出嗣给其叔父袁保庆为子。
袁世凯自幼不喜读书，却独爱兵法，立志学“万人敌”，尝自谓“三军不可夺帅，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，便可横行天下”，故而每每不惜重金搜罗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。
1878年，袁世凯结识了徐世昌，并与之订交，终生荣辱与共。
来年，参加院试未中的袁世凯一怒之下投笔从戎，到驻防登州的淮军名将吴长庆营中服务，并问学于日后恩怨难辨的张謇。
头角峥嵘的袁世凯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！
壬午年，朝鲜军乱，袁随吴长庆长驱入朝。
战斗中，他身先士卒，一鼓而胜，一战成名。
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说他“治军严肃，调度有方，争先攻剿，尤为奋勇”，报以首功。
随后，年仅23岁的袁世凯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，协助朝鲜训练新军，开启了袁世凯练兵的先河。
1884年，金玉均等“开化党”人士又发动甲申政变，驻朝日军趁火打劫欲挟制王室。
袁世凯再战成功，指挥清军击退日军。
此举，受到清文华殿大学士、首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，同时也使日人对袁世凯“憾之刺骨，百计排陷之”。
内外倾轧，壮志难酬的袁世凯不安于位，于1885年初归国，赋闲在家。
明珠难于暗投，李鸿章荐袁世凯为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”。
再度归来的袁世凯左右朝鲜政局，使朝鲜“明尊亲之义，定摇惑之志，内修政治，外联邦交”，强化了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，俨然朝鲜的太上皇。
甲午战争期间，潜逃回国的袁世凯未受苛责，而是奉旨前往辽东前线，参与转运粮械、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。
在前线的10个月间，目睹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，袁世凯萌生了用西法练兵的设想，他说：“窃查此次军兴，往往易为敌乘，迭见挫败者，虽由调度之无方，实亦军制之未善，若不权时度势，扫除更张，参用西法，认真训练，则前车之鉴，殊足寒心。”
因袁世凯表现突出，又素有“知兵”之名，1895年6月底，刘坤一、李鸿章、王文韶等人联名保荐袁世凯才堪大用，光绪帝求贤若渴，决定召见袁世凯。
袁世凯入京觐见，上万言条陈，提出了完整的改革纲领，其内容为储才九条、理财九条、练兵十二条、交涉西条。
其中尤其重视练兵，他“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，前程不可限量”，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，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。
这一番切实的言论，打动了亟欲救亡图存的光绪帝和满朝大臣。
在万众期许下，袁世凯派人到鲁、苏、皖、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，300名骑兵，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，称“新建陆军”，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，入驻天津小站，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。
在小站，袁世凯练兵“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”，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，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、组织编制制度、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等，并实现了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。
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，为清末陆军主力。
在此期间，袁世凯培植了相当一批亲信，除徐世昌外，还有段祺瑞、冯国璋、王士珍、曹锟、张勋等，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。
此后，刀大杀人多的袁世凯又凭借镇压义和团取得了慈禧的青睐，一路扶摇，年仅42岁便开府建牙官至首隶总督、北洋大臣。
随后，他又勾结奕劻把持朝政，成为清末最后一个汉人重臣、权臣。
清末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，那就是亲贵排斥宗室，宗室排斥八旗，八旗排斥汉人。
汉人呢，就只能内部倾轧了。
载沣出任摄政王后，为了维护满清权贵的利益，把以张之洞、袁世凯为首的汉大臣排斥在权力中枢之外。
抛开张之洞不论，在大多数满人甚至汉人心里，袁世凯出卖维新派人士换取荣华富贵，导致慈禧训政、光绪被囚，而且为求富贵交结奕劻、李莲英，其人可鄙。
再者，袁世凯训练了北洋新军，掌握实权，尾大不掉，有篡权的能力，是操、莽之流的枭雄。
故而，以静芬、载沣为首的亲贵一度想除掉袁世凯。
不过，他们最后还是听从了奕劻、张之洞等人的建议，以“脚疾”为由，解除了袁世凯的职务，让其回原籍“养病”去了。
与奕劻与袁世凯的沆瀣一气不同，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关系比较复杂，在清末的语境之中，二人既是权力场中的对手，同为汉人，又有唇亡齿寒、兔死狐悲的休戚与共。
在袁世凯被逐一年之后，随着清廷吏治、经济的每况愈下，壮志难酬、郁郁寡欢的张之洞病逝。
至此，在中枢中，徐世昌居然成了绝无仅有的异数。
从表面上看，是“汉人益孤”，实际上，则是满州权贵“自绝于”汉人。
武昌起义，疾风板荡。
武昌为天下之重心。
武昌失守，九州震荡，“乱机之伏，几如遍地火星，随处可以触发”。
远在京城的满汉官僚坐立不安，迫切希望有一个能够“挽狂澜于既倒”的人物出面主持工作，解决问题。
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次日，八月二十一日（10月12日）早朝，载沣召见内阁总理大臣、庆亲王奕劻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、徐世昌等人，商量对策。
那桐、徐世昌首先提出起复袁世凯的主张，奕劻则“不开口”，表面上冷眼旁观，实则支持袁世凯出山。
载沣此时“尚未决”，但在如袁党、地方督抚、言官等各方压力下，不得不起用袁世凯。
当初让袁氏下野，入入拍手称快，而今朝阖朝文武坐拥愁城，却都希望袁氏不念旧恶，赴汤蹈火勇于献身。
10月14日，清廷决定正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督办剿抚事宜。
据许宝蘅说，载沣“诣仪鸾殿请懿旨二次”，才取得隆裕太后的同意。
但是，在关键军权上，清廷并没有当即予以袁世凯全权，而是令袁世凯会同调遣荫昌、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。
袁世凯少不得一番做作，以“衰病侵寻，入秋尤剧”，请“另简贤明”。
阮忠枢字斗瞻，袁世凯曾说：袁就是阮，阮就是袁。
中华民国成立，阮曾任总统府秘书处副秘书长。
袁氏不出，奈苍生何？！
具有实际参政权力的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前往洹上劝驾。
据张镇芳说，10月15日，奕劻“招斗瞻至内室，面交亲笔信，令其赴邺。”
当天，阮忠枢抵达彰德。
晚上，洹上经过一场激辩，袁世凯不再扭扭捏捏，决定出山。
16日，拜折谢恩并致函内阁，然后南下督师。
之后几天，袁世凯分别奏请起用关防、编练军队、调集旧部、筹办军饷等，尤其是“事权归一”。
此刻，满清权贵们己经顾不得追究袁世凯是否迹近要挟了，凡是袁氏要求一并同意。
及曾国藩之后，再有袁世凯真正掌握兵权。
11月13日，袁世凯在南下督师后不久，即回到阔别近三载的京城，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了“组阁”工作。
有外国使节在往来信件中表示“其内阁成员的一大特色，就是大多皆为朝廷内的改革派。”
袁世凯走马上任，对稳定北方政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“北京的出逃风潮戛然而止”，并且“很多离京避难之人纷纷也返回京城，满载着出逃返乡之人的火车又开回了北京，仅11月16日一天的统计，就有约9000人返回了自己在北京的家中。”
北京又逐渐恢复了平静，市面平静，而且那些原寄居于使馆区的达官贵人也开始重返自己的寓所，政府的各个衙门重新开门办差。
清廷在第一时间召回袁世凯，却没能很好弥合1908年的芥蒂。
袁世凯对于此次被朝廷起用的基本认识是：“摄政王只是利用其名望借以维持北洋军的忠诚，但不会给他实际权力去镇压革命暴动。”
不过，现实更为严峻，时任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在1911年11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可以说明一切：“自到达北京以来，袁遭到了召请他来相助的皇室猜疑和持续不断的仇恨，据说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危及他生命安全的境地。
如果说一些年轻的亲王好像还顺从于他，那么众多的满洲人却丝毫未减对他的敌意……”袁督师到鄂，驻节孝感萧家港。
11月2日，在攻下汉口之后，袁世凯便按兵不动，开始与南方暗通款曲。
袁氏深通机谋权变，一方面通过在军事上攻克汉口、汉阳优势，逼迫革命党开启和谈；另一方面挟胜势进行军队重组，“逐步将所有的重要职务交给那些忠诚于他的人，而且他己经这样替换了几乎所有的北方军将领。”
在回到北京后，袁世凯增加了在京畿的军事力量，比如把“驻首隶的一些军队驻河南的军队（三千人）调来北京”等举措，以确保其人身安全与在朝话语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