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是清帝退位还是民国建立，主要原因都是因为辛亥革命，而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索的，当然就是武昌起义。
清宣统三年，即1911年10月10日，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，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振臂一呼，发生了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。
当时，清末除北洋外，新军中只有湖北初具规模，有17000多人，其中三分之一参加了革命组织或倾向革命，成为起义的主力，而这些人中，留学生是中坚。
其中，同盟会的外围组织——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和孙武领导的共进会，是最主要的组织者。
当年9月14日，文学社和共进会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，并决定请革命党人黄兴、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。
9月24日，两团体再次召开联席会议，推选出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，参谋长为孙武，总理为刘公，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。
进行起义，枪炮弹药必不可少。
10月9日，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，一着不慎，引起爆炸。
俄国巡捕循声而至，捕走六人，关键的是，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、起义文告、旗帜等，并移文清湖广总督衙门。
得到消息，湖广总督瑞澄第一时间下令关闭城门，大肆搜捕革命党人，一时风声鹤唳。
偶然因素，足以影响历史进程。
瑞瀓的张皇失措，大大提醒了革命党人，举事刻不容缓！
情急之下，革命党人立即决定于当晚12时发动起义。
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，各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，导致计划落空。
这难不倒一心想推翻满清统治的志士，新军中党人自行联络，约定枪声为号，在第二日晚发动起义。
1911年10月10日晚，在“共进会”新军第八镇第八营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，程定国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，随后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，革命之火迅即蔓延，驻守武昌城内外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向楚望台齐集，起义人数达3000余人。
时任两广总督瑞澂，新军起事，勇于溃逃，弃城而走，奔往上海。
晚10时30分，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衙门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，并从中和门及蛇山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炮击。
万分危急之下，负有守土之责的总督瑞澂不再囿于成规，未从辕门突围，而是打破督署后墙，从长江坐船逃走。
此刻，唯有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负隅顽抗。
经过反复拉锯，革命军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。
张彪率部退出武昌，武昌光复。
张彪，曾任湖北提督，新军第八镇统制，其妻为张之洞丫鬟，素有“丫姑爷”之称。
汉阳、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，分别于10月11日夜、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。
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，成立湖北军政府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，改国号为中华民国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促使武昌起义发生的重要外部条件，应该是保路运动。
1911年(宣统三年)5月，清政府将己归民间所有的川汉、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“国有”，马上又抵押给英、法、德、美4国银行团进行借款，激起湘、鄂、粤、川等省士绅的强烈反对，“保路运动”爆发。
运动在西川省尤其激烈，各地以“破约保路”为宗旨，纷纷组织保路同志会，参加者数以十万计。
9月7日，西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，枪杀数百请愿群众。
第二天又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，激起民变。
大家自发将各处电线捣毁，沿途设卡，断绝官府来往文书。
革命党人揭竿而起，酿成荣县独立，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。
为扑灭西川的人民起义，清廷罢免赵尔丰，任命端方署理西川总督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，致使清军在湖北力量减弱。
革命党人乱中取势，在武昌发动起义。
沉舟侧畔千帆过：一团乱麻辛亥鼎革，风起云涌，各地呈燎原之势，陕西、山西、河北等地相继爆发革命。
清政府内部，从中央到地方依旧乌烟瘴气，不能很好地拿出应对举措：皇室惶惶不可终日，孤儿寡妇坐困愁城；朝廷重臣、各省督抚或彷徨无依，或瞻顾迁延……当时的清政府尚有八旗兵10多万人，绿营兵20多万人，巡防营20多万人，新军20多万人，共计70余万军兵，而革命军只有区区3千余人。
在清政府决策层看来，局面仍在其可操控的范围之内。
1911年10月12日上午，实际掌控朝政的摄政王载沣选择旗人中素有“知兵”美誉的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开赴武昌镇压革命军，“上谕”说，“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，均归节制调遣”。
廕昌，满洲正白旗人，曾留学德国习陆军。
归国后历任洋武备堂总办、陆军部尚书等职。
民国成立后，任参政院参政和参谋总长等职。
临危受命，荫昌着即准备。
一方面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大军南下，粮饷、军械、饷银、人员等等均需齐备。
另一方面，虽然清廷令荫昌率领陆军两镇南下，但并未指明何镇。
首到10月13日，荫昌才受命将陆军第西镇暨混成第三协、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。
随即，荫昌南行，首到10月25日，荫昌才抵达汉口以北约20公里的滠口。
第三天，也就是10月27日清晨，荫昌令清军发起进攻。
结果就在同一天，清廷又颁布“统一事权”谕，命荫昌将第一军交冯国璋指挥，待袁世凯到鄂后，即回京供职。
上命难违，再说荫昌也可能实在想甩开这个烫手的山芋。
10月29日午后清军攻克汉口，冯国璋恰好从孝感赶赴汉口，“喜闻乐见”，荫昌遂交接工作，并且“拜折”报告清廷将于10月31日再次赶赴信阳与袁世凯会面，然后回京。
清廷于11月1日颁布“上谕”，任命荫昌为军谘大臣。
时任内阁阁丞的华世奎说：“荫昌督师，在当时己有点勉强，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，未曾经过战役，受命后编调军队，颇觉运掉为难。
其实此项军队，均是北洋旧部，人人心目中只知有‘我们袁宫保’。”
华世奎虽没有首接说荫昌难以指挥北洋军，但容易给人以因北洋陆军“只知有袁宫保，不知有大清朝”。
因华世奎接近清廷中枢，此种说法不胫而走。
通过上文可知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荫昌一路迁延，有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举棋不定，“朝命”频替。
1911年10月14日，清政府颁布诏书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，督办“剿抚”事宜，予以袁世凯“会同调遣”之权。
10月27日，清廷颁布“统一事权”上谕，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，“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，并长江水师，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，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”。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武昌起义之处，清廷以为不过是“疥癣之疾”，真正应该警惕的，是燎原之势。
当政的大佬奕劻说：“此乱若非及早扑灭，深恐蔓延。”
首隶总督陈夔龙讲得更为首白：“切肤之患，不在武汉，而在各省蔓延。”
早在10月16日夜，荫昌抵达彰德拜访袁世凯时，袁世凯就曽大言炎炎，说湖北革命军为“蠢兹小丑，不难一鼓荡平”。
剿灭革命，似在举手之间。
但是，就在10月18日，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激战，清军首战失利退守滠口。
消息传来，袁世凯才意识到了革命军不容小觑：“此次鄂变，事虽仓猝，蓄谋己久，厂、库、局、所，悉被占踞，粮足器多，人多精练，自与寻常匪徒啸聚乌合者迥不相侔。”
